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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爹的黄昏恋

时间:2019-12-12 19:55

想来父亲的高血压已有八九年的病史,是脑梗病落下的病根,着急上火血压就高。记得最高一次是高压210,别说我们做儿女的,就连医生也都吓坏了:“血压这么高,怎么还让老人家一个人来医院?”当时被医生训斥的那才叫无地自容。

我突然十分想写信,想提起钢笔像从前一样在信纸上倾吐一番心语,然后步行到邮局寄给远方的朋友。搁笔细想,如今一通电话通达四方,一封电子邮件瞬间远涉山水,一条短信或微信顿时飞渡天涯。写信变得多余而落后,还散发着迂腐、顽固的味道。朋友若是收到我写的信,必定会十分惊诧,还以为我患了严重精神病。掐指算算,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写过书信了,这些年来我也从未收到过谁的来信。书信,在我们的生活里存在了千百年,曾经令我们朝夕期待,让我们日夜细读,让我们彼此遥望对方的世界。电脑与手机成为我们的新宠之后,书信悄悄地远离了我们,在我们的记忆中也日益模糊。

我的父亲年近八旬,是高中语文教师,退休之后,买了几箱蜂,放在朋友的养蜂场里,隔三差五地去看看,生活过得充实而快乐。 

接到父亲的电话不敢怠慢,放下手边的工作急忙往家赶。父亲的表情并无异常,和往常一样,坐在书桌前埋头写着属于他自己的诗。

小的时候我总以为书信是一件奇妙而诡异的玩具。那时候邮递员常常骑着自行车到故乡的小学。他从绿色的邮袋里取出一摞厚厚的报纸和书信递给老师。上课前老师左腋夹着课本,两手捧着书信来到教室。他瞥着信封说:“张家宝,这是从北京来的书信,给你爸爸的,你捎回家;这封是王勤业的。二攀,你家离他家近,放学后顺路给他送过去;石泰山,就是小卖铺的西邻,谁家离他家近……”那一封封贴着邮票、盖着红戳的书信分发给了我们。我们成了小信使放学后把它们送到收信人家中。我的邻居瘦婆婆的儿子在广州工作。她儿子的来信大都是我从学校给她带回去的。瘦婆婆目不识丁,坐在木凳上两眼充满期盼让我读信。我撕开信封,逐字逐句地念着,当读到“我一切都好,比之前吃胖了五斤……”的时候她的脸庞上流露出喜悦的神色。有一次,当我读到“我上星期得了阑尾炎,已经动了手术……”的时候,她心里咯噔一声,颦眉蹙额,满脸罩着阴惨的愁云,嘴里念叨着:“这孩子怎么会得阑尾炎呢,也不知道疼不疼。”我继续读着“做过手术之后,我煮了一锅鸡汤,每天都吃两个鸡蛋,现在身体好了。你别为我担心。”她听后眉头的皱纹渐渐舒展。我望着她变化的神情心想这一封封书信也是一件件玩具,令人欣喜,也令人忧愁,牵动着人的喜怒哀乐。

前几年父亲又“恋上”了诗词歌赋。不记得是谁说过:凡是恋爱中的青年,都是诗人,都能写出感情真挚,激情澎湃的好诗。但他们不是诗人。如果超过了六十岁,还能写出豪情满怀的诗词,那么他就是诗人了。父亲还在大学时代,就曾经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诗歌,他没有成为诗人。如今,已是奔八十岁的父亲,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诗词歌赋的写作。然而,父亲仍然不是诗人。虽然他至今已经写了几百首诗词作品,但他只是我们那个县级城市诗词协会的会员,还没有出过诗词专集,创作诗词只是他退休之后老年时期的一个爱好。在这个意义上,父亲也不是诗人。然而,父亲却对诗词歌赋倾注了热恋般的激情。  

父亲退休前身体一直很好,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得过一次病,那是他在义顺乡考察期间得了阑尾炎,当时义顺乡到肇源的客车三天往返一次,父亲是急性阑尾炎发作,不可能等到三天以后再做手术的。

上了初中之后书信在我心中成了一颗美丽的种子。那时候我十三四岁,爱学习爱读书也爱作文。我喜欢把自己的作文工工整整地誊写在信纸上之后装进信封向报刊杂志投稿。邮局在乡镇的街道上,离我们学校有八九里路。放学后我背着书包蹬着自行车到邮局去,花一块钱买一枚邮票贴在信封上,然后将投稿信塞进绿光锃亮的邮筒里。不久,我在报纸或杂志的豆腐块里读到自己的作文,这个时候总觉得自己离文学的殿堂越来越近,自己的作家梦也越来越清晰。从那时起,我就以为自己写的东西有人读是一份安慰,被人读是一种快乐,被人读懂是终极幸福。每当想起我将投稿的书信投进邮筒的场景,总感觉那个刹那像一粒种子播撒到了我的心田,心血点点滴滴地滋润着,种子便渐渐地萌芽、抽叶、成长,终绽放出梦想的小花儿。

父亲的诗经常在我们县级市的诗刊上发表,有些诗歌还发表在地方报纸上。他的创作涉及的题材非常广泛,小到市井百态,大到国家大事,都有涉猎。如《快与慢》写城市公交车售票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服务态度,《登封赋》盛赞登封市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抗冰救灾赋》赞美2008年抗击冰雪灾害的官兵和百姓们的顽强精神,《抗震救灾二首》歌颂2008年“5.12”抗震救灾的英雄们……林林总总,父亲的诗歌,从田园到城市、改革开放、奥运会、政府为农民减免农业税等等,凡是与祖国和人民血脉相连的人事物,父亲都以一颗不老的诗心,勤奋的诗笔抒发歌赞的情怀。  

乡诊所只有一名医生,叫郑国有,此人胆大心细,当场决定在他家里为我父亲做阑尾切除手术。据郑国有后来回忆:“你父亲真是好样的,我征求他意见时他二话没说就同意了,根本没考虑卫生条件什么的,你父亲相信我,我就更加小心要做好他的手术。结果手术真是很成功,七天也就好得差不多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了。”

静坐着追忆我近写的一封书信,发现那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那封书信是我写给同学伟东的。伟东和我是小学同学,我们在学校形影不离。后来我们一起上了初中,尽管没分到一个班级,却在同一个寝室。我们的关系亲如手足。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辍学了,到上海跟着哥哥学习维修汽车。他离开学校的那天我送他到校门口,望着他瘦弱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方黯然落泪。他到上海的第一周给我写来了一份信,说上海很大,很漂亮,也很繁华热闹。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的书信往来越来越少。有一次他来信说他和哥哥将要搬家到新疆乌鲁木齐去。从那儿以后,我再没有收到过他的来信。我也曾给他去过两封书信,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父亲的创作,从现代诗歌、古体诗词、赋、信天游等等体裁,他都尝试创作。就这样几百首诗词歌赋在父亲那激越情怀中诞生了。作为女儿,爱好写作,早年也曾以诗歌创作为主的我,深深地敬佩父亲的创作激情,更为父亲锲而不舍的精神而惊诧。惊诧之余,我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父亲与缪斯之神迟到了五十年的恋爱。父亲在大学时代,就曾有过与缪斯结缘的梦想,只是在他刚刚迈步,跨入诗歌创作门槛的刹那,发生了他意想不到的精神上的灾难。而诗歌创作是精神产品,陷入精神灾难的父亲,只有被迫搁笔,去修补他的精神之窟。以一个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步入悠悠二十年的漫漫寒冬。

我家总是随父亲工作的调动而一搬再搬,几年城里几年乡下,无论是在哪里父亲总是步行上下班。在林业局工作期间,我家住在离县城八里远的苗圃,就是这样父亲还是早出晚归,靠一双脚板往返于单位与家之间。终于有一年,父亲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获得了一辆自行车的奖励。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当时对我家来说算是一个大事件了。

在匆匆远去的时光里,一些人会和我们渐行渐远,一些事情会被我们淡忘。我们会失去一些朋友,又会遇见一些人。那些曾经寄托了我们亲情与友谊的书信、那些承载了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的书信却像一座座纪念碑似的镌满了碑文,屹立在我们走过的人生路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父亲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胳膊上戴着一个黑色“袖章”,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和名字。父亲白天参加劳动回来,晚上就在炕桌上写他的思想汇报。那时我们一家都在陕北的一个深山村里居住,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父亲在下雪天,奉命出去扫雪。因为他是被改造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在下雪的天气,是不能和其他革命群众一样,享受下雪天不出工的待遇的。  

父亲认为自行车是奖励给他的,从不让我们动,总是说“公家的东西弄坏了要赔钱的。”我们在不满的情绪里还是为父亲高兴,因为,父亲不再步行上下班了,回家的时间也提前了许多。现在我依然在想,父亲平时不得病是不是和徒步上下班有关呢?

晚上父亲披一身雪花回家,母亲为他端上来一大碗玉米面做的野菜粥,父亲大概是很饿了吧,我和妹妹看着父亲吃得很香。妈妈在一旁催促我和妹妹快去睡觉,我和妹妹恋恋不舍地看着父亲的粥碗,父亲说:“娟子,我不想吃了。你们两个帮爸爸把粥吃了再睡吧。”妈妈赶紧说,你慢慢吃吧,她们都吃过了。让她们俩赶快睡去。可是父亲还是执意把大半碗粥,分别给了我和妹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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